黨的苦難輝煌史告訴我們，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在何去何從的抉擇時刻，是民主集中制推動我們走向勝利之路，在艱難困苦中開創(chuàng)未來。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需運用民主集中制，用以集思廣益，凝聚智慧，攻堅克難。
“我們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機統(tǒng)一起來，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優(yōu)勢變成我們黨的政治優(yōu)勢、組織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工作優(yōu)勢”，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入闡述了民主集中制，并把貫徹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明確為“全黨的共同政治責任”。在新時代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下，怎樣把握這一制度的精神實質，如何用好這一制度的優(yōu)勢，是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揆諸歷史，民主集中制經過了血與火的淬煉，才綻放了它的光芒。1927年黨的五大閉幕后不久，修訂的黨章第一次明確“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然而，陳獨秀的“家長”作風、王明的“左”傾錯誤、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深刻表明不能正確踐行民主集中制，必然給黨的事業(yè)造成嚴重傷害。1935年，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我們黨召開遵義會議，正是因為最大限度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在充分發(fā)揚民主的基礎上，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也因此成為黨史上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黨的苦難輝煌史告訴我們，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在何去何從的抉擇時刻，是民主集中制推動我們走向勝利之路，在艱難困苦中開創(chuàng)未來。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就在于它明白無誤地揭示了經驗與教訓，就待我們去正確理解、準確把握。正如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第一次對民主集中制所概括的“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這兩個方面，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之江新語》一書把民主集中制比作交響樂：領導班子的“一把手”，就應該成為這樣的指揮，善于把“多種聲音”協(xié)調為“一首樂曲”，從而使領導集體的決策盡可能反映客觀實際，符合人民利益。有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不少發(fā)展中國家有現(xiàn)代化的治理體系而無現(xiàn)代化治理能力，關鍵在于缺失有效的實現(xiàn)機制。在某種意義上說，民主集中制是把治理體系轉化為治理能力的橋梁，它把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和正確實行集中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最大限度激發(fā)全黨創(chuàng)造活力，又可以統(tǒng)一全黨思想和行動，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是科學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民主集中制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有力發(fā)揮了這一制度的優(yōu)勢。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起草過程中反饋意見吸收率超過40％；增寫、改寫等修改共539處；覆蓋114個單位，8個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lián)和無黨派人士的1120多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各項決策都嚴格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都注重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都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進行反復討論而形成的。正因為全黨上下團結一心、步調一致，我們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推動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歷史性成就、發(fā)生歷史性變革。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國際，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不穩(wěn)定性、不確定性仍然突出，“黑天鵝”“灰犀牛”不時冒頭。看國內，經濟社會轉型面臨風險挑戰(zhàn)，三大攻堅戰(zhàn)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xiàn)的。“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需運用民主集中制，用以集思廣益，凝聚智慧，攻堅克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把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治理好，就要掌握方方面面的情況，這就要靠發(fā)揚黨內民主而來，靠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廣泛聽取民聲、匯聚民意而來。”
民主集中制貫徹得怎么樣，關鍵看高級干部做得怎么樣。每一名領導干部理應將貫徹民主集中制當作必修的“基礎課”、必備的“基本功”、必守的“硬規(guī)矩”，才能“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fā)”，與人民一道創(chuàng)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