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發出《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切中了當下我們黨基層治理的痛點，“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已成為黨員干部和基層群眾的熱切期盼。重溫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反對形式主義的斗爭，對于各級領導干部認清形式主義真面目，從根子上破除形式主義頑疾，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形式主義是黨和軍隊建設發展長期面臨的頑疾，毛澤東歷來反對只看表面不重實際的形式主義，并領導人民軍隊與形式主義頑疾作了堅持不懈的斗爭。

早在建軍初期，毛澤東就把形式主義作為黨內軍內一種非常突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批判。井岡山斗爭“八月失敗”后，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當時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不察當時環境”“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給湘贛兩省根據地斗爭造成嚴重損失，“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在當時，由于軍隊成分和斗爭環境等原因，當時的紅軍內部存在比較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紅四軍內一些同志不顧敵情嚴峻和紅軍弱小的實際情況，錯誤地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毛澤東認為紅四軍只有4000多人，軍隊指導又需要集中而敏捷，再費力不討好地設立軍委，“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而“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處呢？！”對于有些人對紅四軍黨內存在家長制的攻擊，毛澤東指出，這“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形式主義不問工作上是否有效果，斗爭上是否更有利，不從實際需要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發展下去，勢必不問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險將不可勝言”。

古田會議召開前夕，紅四軍圍繞如何建軍、如何實施黨對軍隊領導的爭論中，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概括了紅四軍黨內爭論的14個問題，其中就有反對形式主義的內容。他還分析了形式主義產生的來源，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于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是與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東西。為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案時，把糾正黨內的這些錯誤思想作為首要內容，強調黨的領導機關要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對不正確思想進行一致的堅決的斗爭。

毛澤東非常注意在實際軍事工作中反對和糾正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現象。為提高人民軍隊戰斗技能，他多次指示人民軍隊要克服教育和訓練中的形式主義。早在1932年12月，毛澤東就指出，紅軍“一切訓練要注意實際的戰斗教育和演習，徹底廢除過去一切形式的非戰斗的教育和訓練”。解放戰爭前夕，他要求人民軍隊“必須進一步實現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克服軍隊中存在著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作風”。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人民軍隊開始了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步伐，但黨內軍內也逐漸滋生了一些形式主義現象。1953年8月，中南軍區黨委向毛澤東報告了連隊大量存在的“五多”問題，即臨時任務多，會議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書面報告、表冊統計多，連隊組織形式多，認為這是各級機關部門不明了下情的一種通病，提倡從克服機關部門的主觀、片面、急躁，改善領導作風與領導方法著手加以解決。對此，毛澤東高度重視，肯定了中南軍區黨委解決問題的方針是正確的，批示“極為重要，是全軍所共有的問題。請各軍區、各兵種、各部門同樣研究這些問題，并予以解決”。

在1950年代轟轟烈烈學習蘇軍過程中，我軍曾出現過一些形式地照搬蘇軍正規化經驗的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例如，學習蘇軍條令條例的問題，蘇軍的條令條例是蘇軍建軍經驗和教訓的濃縮，但也存在著規定過細過嚴，首長自由裁量權大的缺陷，容易造成官兵關系的緊張和對立。新中國成立后我軍第一代“共同條令”是參照蘇軍條令編寫的，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我軍歷來講求和諧的官兵關系，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蘇軍紀律條令這種單純強調首長權威和下級服從上級的情況，容易導致濫用紀律刑罰，并不適合我軍特點。再如，照搬蘇軍學習制度，軍校每天學習9小時導致學員吃不消的問題，等等。鑒于全軍在學習蘇軍正規化經驗中存在的簡單化、形式化現象，毛澤東領導全軍及時進行了糾偏正向，1958年3月他在批評學習蘇聯經驗過程中簡單的形式化做法時說，“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的教條主義的教訓”，強調立足我軍實際，有選擇有批判地學習蘇軍。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我軍開啟了從本國國情軍情實際出發、“以我為主”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道路，軍隊建設不斷取得巨大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