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方面在打擊日偽的同時，還加強對地方游擊隊的爭取工作，促使活動于上海地區的外岡游擊隊、青浦顧復生抗日自衛隊、奉賢蔡志倫領導的人民自衛團、南匯王義生領導的自衛團接受改編，壯大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

今年是新四軍東進江南、敵后抗日80周年。“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孤軍奮斗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勛。千百次抗爭，風雪饑寒；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這首軍歌見證了新四軍的發展壯大與英勇抗戰。

八省健兒走出山林

新四軍由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陳毅元帥曾說：“光榮革命的八路軍的名字，代表著偉大的紅軍主力長征的歷史，而光榮革命的新四軍的名字，則代表著我黨我軍所領導的游擊兵團的歷史。”

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傾錯誤，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遭到失敗，主力部隊被迫于1934年10月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決定留下紅二十四師、獨立團及地方武裝游擊隊約1.6萬人，在項英、陳毅等人率領下，掩護主力部隊轉移。

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指示項英、陳毅采取 “小游擊隊的形式，有計劃地分散”活動，并強調“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根據中央指示，紅二十四師及地方武裝分散到中央蘇區及鄰近地區進行游擊戰爭；其他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也相繼就地開展游擊戰，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在贛、閩、粵、湘、鄂、皖、浙和豫等省，逐漸發展出幾十支獨立作戰的紅軍游擊隊。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到達陜北。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快侵華步伐，占領東北地區后又向華北進逼。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

八一三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提出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開赴抗日前線的主張，國民黨當局同意共產黨派人到南方紅軍游擊區傳達國共合作精神和協助改編。

國共兩黨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武裝問題達成共識，但改編后的部隊由誰來擔任軍長存在較大分歧。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得知北伐名將葉挺寓居上海，就從南京趕往上海，委托其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負責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

葉挺以個人名義向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將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擊隊組織一個軍”，并提議改編后的部隊稱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意在繼承北伐時第四軍勇猛善戰的優良傳統。蔣介石認為，葉挺脫離共產黨多年，可通過他控制改編后的軍隊。10月12日，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轉發蔣介石的電令，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后來，10月12日被確立為新四軍的建軍紀念日。

1937年11月4日，葉挺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人的熱情接待。毛澤東在歡迎大會上，正式宣布葉挺就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在會上激動地表示：“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了回來了，現在跟上來了。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引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1937年12月23日，項英等一批干部從延安趕到武漢，與葉挺商討新四軍的組編問題。1938年1月，項英率軍部移駐南昌書院街高升巷張勛公館。在南昌期間，新四軍召開成立大會，宣布了編制和主要干部配備，下設四個支隊，分別由陳毅、張鼎丞、張云逸、高敬亭任司令員。

1938年2月6日，新四軍按命令集中到皖南歙縣巖寺一帶整訓。項英致電中共中央長江局，請示江南各地游擊隊是否可向皖南集中。得到長江局同意后，新四軍軍部當即制定方案，命令南方各游擊隊分頭并進。

4月4日，新四軍軍部離開南昌，輾轉至皖南涇云嶺。在此前后，各支隊陸續抵達皖南、皖西。至此，堅持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走出戰斗的山林，匯成了一支抗日鐵流。

脫手斬得小樓蘭

新四軍到皖南集中時，即被要求前往敵后抗戰。毛澤東認為，在江南進行游擊戰爭雖然有一定困難，但要比同國民黨軍共處并接受其指揮更好些、方便些。新四軍一經進入江南敵后，同當地人民群眾的結合就會如魚得水，頑固派將無以售其奸。

葉挺和項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決定從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抽調部分團以下干部及偵察人員400多人組成先遣支隊深入敵后作戰略偵察，并任命粟裕為新四軍先遣支隊司令員。根據“目前最有利于發展的地區還在江蘇境內茅山”的電文指示，葉挺要求先遣支隊進駐茅山地區。

同時，項英向先遣支隊布置具體任務：政治上，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綱領，宣傳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軍事上，先到江南地區偵察了解日、偽軍情況，特別是敵人的薄弱環節，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其風俗民情、群眾條件，附帶了解國民黨軍隊和政權的情況，“為以后部隊的開進創造和準備條件”。

先遣支隊先進入南陵縣，后進入日軍占領的宣城、蕪湖地區。先遣支隊兵分三路執行偵察任務，第一小分隊由作戰參謀張藩帶領去丹陽、武進一帶偵察常州方向的情況；第二小分隊由偵察參謀張铚秀帶領去龍潭、下蜀一帶偵察南京方向的情況；第三小分隊由宣傳隊長吳福海帶領去溧水、句容、茅山、上黨等地偵察鎮江方向的情況。另外，還有一些便衣偵察員迂回南京近郊、出沒于鐵路沿線，主要調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和社會歷史、風俗民情、經濟文化、各階層思想動態等信息。

6月11日，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下達命令，要新四軍“派兵一部，挺進南京、鎮江間破壞鐵路，以阻擊京滬之敵”。新四軍軍部決定，由粟裕率先遣支隊及第一支隊一部在3日內到達鎮江、龍潭間完成破壞該段鐵路的任務。任務來得突然和急迫，粟裕只好邊行軍邊準備。到達目的地后，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先遣支隊奮戰4個半小時，破壞鐵路、電線40多米，使京滬鐵路中斷數小時。先遣支隊完成破路任務，大大激發了廣大官兵的斗志。

先遣支隊初入江南，向老百姓宣傳自己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是來打日本鬼子的。但有些老百姓不相信，他們眼看著大片錦繡河山落入日寇之手，卻沒有見過一支真正抗日的中國軍隊。有的老百姓甚至說：“中央軍有飛機、大炮，還打不過日本鬼子，你們新四軍就這么點人、幾條槍，能行嗎？”

只有用勝利、用抗日的實際行動，才能擴大新四軍的影響，才能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戰信心。于是，粟裕決定在韋崗附近打一次伏擊戰。韋崗位于鎮江西南15公里處，鎮江—句容公路從這里蜿蜒通過。公路的東側有標高198米的贛船山，西側有標高455米的高驪山，公路在兩山腳下形成一條彎道，是打伏擊的好地形。

6月16日午夜，粟裕率領100多人到達伏擊地點。17日8時20分，由鎮江方向開來的第一輛汽車逼近。機槍班迎頭射擊，擊中汽車引擎。由于雨天且有大霧，再加上伏擊地點處于公路的彎道，后面的敵人沒有發現前面汽車的情況。幾分鐘后，第二輛汽車進入伏擊區域，機槍伴隨手榴彈一陣猛擊，駕駛員被擊斃，汽車翻入公路北側水溝。日軍少佐土井跌入水溝，被新四軍戰士擊斃；日軍大尉梅澤武四郎潛伏在車底下，用刺刀刺傷近前搜索的新四軍戰士，亦被當場擊斃。

隨后，又有三輛汽車接踵而至，車上約有日軍士兵30多人。第三輛、第四輛汽車被擊中后，第五輛汽車見勢不妙緊急剎車停在伏擊火力射程之外，車上日軍士兵全部下車，趴在公路兩側進行抵抗。經過激戰，日軍只搶走了一部分傷兵和尸體。

韋崗戰斗前后僅用半小時，新四軍先遣支隊擊斃日軍13人、打傷10人，并擊毀車輛4輛，繳獲步槍、手槍、指揮刀、軍旗、日鈔及軍用品若干。

韋崗伏擊戰是新四軍挺進江南的第一戰。陳毅聞后當即口占七絕一首：“彎弓射日到江南，終夜喧呼敵膽寒。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致電葉挺，稱贊先遣支隊“斬獲頗多，殊堪嘉尚”。

突破牢籠戰局寬

1938年5月中旬，陳毅率第一支隊東進。針對江南平原水網地帶不利游擊戰的顧慮，陳毅響亮地提出“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號。

6月12日，第一支隊的先頭部隊與先遣隊在溧陽竹簀橋會合。6月13日，陳毅率隊進入茅山地區，主力在茅山山脈及溧水一帶活動，在天王寺以南山地創建根據地，小部分部隊在句容、溧陽、南京之間游擊。7月7日，成立鎮江、句容、丹陽、金壇四縣人民抗敵自衛委員會，茅山抗日民主根據地初步建立。

1939年2月，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駐地，制定了“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為貫徹這一方針，陳毅進行具體部署：一是，由二團單獨擔負起茅山地區游擊戰爭的任務，并派出一部配合挺進縱隊進駐揚中，建立向北發展的跳板；二是，派葉飛率領六團繼續挺進蘇南東路地區，以突破國民黨的限制，求得獨立自主發展。

1939年5月，新四軍六團用“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第二路的番號，在葉飛率領下從茅山地區出發東進，后與“江抗”三路會合于武南戴溪橋，并成立“江抗”總指揮部。5月5日，“江抗”1000余人越過滬寧鐵路，進入東路地區。5月8日，到達無錫梅村，以此為基地，分兵數路向蘇州、常熟進發。5月中旬，“江抗”分兵奔襲梅李、何村等日偽據點，在消滅常熟東鄉的偽匪后，立即返回無錫。5月30日，“江抗”首戰黃土塘，擊斃日偽軍30余人。6月24日，“江抗”夜襲滸墅關車站，全殲這里的日軍。

滸墅關戰斗后，“江抗”繼續向東發展，很快建立了以陽澄湖東塘寺為中心的蘇（蘇州）、常（常熟）、太（太倉）和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抗日根據地。后來，“江抗”主力根據形勢發展離開了這一地區，并留下六團作戰處長夏光和30多名傷病員養傷。夏光和傷病員在群眾的掩護下，不但養好了傷，而且配合當地抗日武裝組織起一支新的“江抗”，繼續在蘇常太地區堅持斗爭。京劇《沙家浜》就是根據夏光等人的事跡編寫的。

7月下旬的一天，上海近郊有數百個日偽軍出來“掃蕩”。葉飛決定教訓教訓他們，命令“江抗”主力配合地方武裝出擊，打了日偽軍一個措手不及。日偽軍拼命向上海虹橋機場方向逃跑。廖國政受命率部追擊，一口氣追了60多里，天黑后追到虹橋機場。他們趁著天黑沖擊機場，打開汽油桶，燒毀敵機4架。次日，上海出版的《導報》《譯報》《密勒氏評論報》《士林西報》等報紙都作了報道，上海市民紛紛傳言，說新四軍要進攻上海了。日軍也搞不清真實情況，不敢輕舉妄動，直到3天后才敢出動一個聯隊到虹橋機場附近“掃蕩”。

新四軍方面在打擊日偽的同時，還加強對地方游擊隊的爭取工作，促使活動于上海地區的外岡游擊隊、青浦顧復生抗日自衛隊、奉賢蔡志倫領導的人民自衛團、南匯王義生領導的自衛團接受改編，壯大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

“江抗”東進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嫉恨，他們一面勒令“江抗”西撤，一面密令“忠義救國軍”襲擊“江抗”。為有利于團結抗戰以及集中兵力北上做準備，“江抗”主力決定撤出東路。同時，陳毅指示東路特委 “堅持東路斗爭”。1939年11月，東路特委成立“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簡稱“新江抗”），堅持抗日斗爭。

新四軍的東進，對抗戰初期我黨軍事戰略的轉變、糾正黨內右傾錯誤、開辟華中抗日根據地乃至奪取全國抗戰勝利，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世人歌頌：“突破牢籠戰局寬，收關斬將敵心酸。虹橋夜襲聲威震，滬上群情一片歡。”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