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古典詩詞情有獨鐘，認為“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觀群怨”是孔子對古典詩詞社會功用的高度概括，歷代諸多詩詞理論家都傳承了這一思想。毛澤東深受孔子詩詞功用學說的影響，又兼有波瀾壯闊的人生閱歷和獨領風騷的創作技藝，因而毛澤東詩詞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所產生的“興觀群怨”的作用影響較大。

“興”和比、賦一樣，原本是古人總結的《詩經》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云：“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興”是“托事于物”，指詩詞可以借助形象引起聯想，使人受到啟發。毛澤東在致陳毅的信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毛澤東是古典詩詞大家，自然擅長運用興法來增強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比如，《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以“鐘山風雨起蒼黃”，一語道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治態勢；《憶秦娥·婁山關》以“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營造出蒼涼沉郁的幽深意境和厚重氛圍。

但是，孔子“興觀群怨”的“興”，并不是指詩詞創作手法，而是強調詩詞能夠感發人心、啟發人、激勵人的社會功用。其內涵更接近于《論語·泰伯》“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中的“興”。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報道“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經過”。毛澤東欣然寫下《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在后記中寫道：“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毛澤東之所以要寫詩為消滅血吸蟲鼓勁助威，就是因為他堅信詩可以“興”，可以感染人，可以鼓舞人的意志。1947年3月，胡宗南部隊占領延安，我方一支隊伍被敵人圍困數日，彈盡糧絕，正欲與敵人同歸于盡。他們打開收音機，打算最后一次收聽黨中央的聲音，正巧聽到播音員情緒激昂地朗誦《清平樂·六盤山》。戰士們頓時精神振奮，拼死突出重圍。毛澤東詩詞的神奇效果由此可見一斑。

“觀”，指詩詞可以觀察生活，認識社會。毛澤東在談到形象思維時說：“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反映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1959年9月13日，他致信胡喬木說《七律·到韶山》“通首寫三十二年的歷史”。他在《〈詞六首〉引言》中寫道：“這些詞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卻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作為史料，是可以的。”正因為毛澤東以詩寫史，毛澤東詩詞堪稱中國革命和建設艱辛歷程的宏偉史詩，可謂是毛澤東奮斗足跡和心路歷程的壯麗畫卷。《沁園春·長沙》再現了毛澤東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七律·長征》展現了萬里長征的波瀾壯闊。再比如，“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內在原因；“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正忙”道出了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務；“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指明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昭示了心如止水的人生智慧。

“群”，指詩詞可以交流思想，統一認識，促進和睦。毛澤東有感于《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1915年9月以“二十八畫生”名義發布《征友啟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十萬工農下吉安”“百萬工農齊踴躍”“喚起工農千百萬”“軍民團結如一人”，毛澤東詩詞敘寫了共產黨人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群”史。在人際交往中，毛澤東以詩為紐帶，以詩為載體，把“詩可以群”的功用發揮到了極致，留下了諸多令人感動、感嘆、感佩的佳話。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每有新詩，往往要抄贈給陳毅。他把《七律·長征》抄贈給埃德加·斯諾，把《水調歌頭·游泳》的手跡贈送二戰名將蒙哥馬利。他的不少作品原本就是詩友之間交流的唱和之作，如《七律·和柳亞子先生》《蝶戀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怨”，指詩詞可以針砭時弊，表達不滿，宣泄情緒。1964年8月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曾經指出：“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古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賢。‘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毛澤東不少詩詞表明他對舊中國“心里有氣”，諸如“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地主重重壓迫”“遍地哀鴻滿城血”“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這促使他不遺余力地去“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的詩詞創作有三個高峰期，分別是井岡山斗爭和中央蘇區時期、長征時期、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這三個階段，要么他經歷坎坷、心潮激蕩；要么形勢嚴峻、斗爭激烈。正是這一切激發了他的表達欲望和創作激情，正好和“不平則鳴”的詩詞創作規律與特點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