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位三像

　　在湖北紅安（黃安）革命紀念館參觀時，我發現了一張鄭位三的老照片，特別是照片下方“1942年3月18日攝于天長龍崗高郵湖”的一行字映入眼簾時，那種喜出望外的心情真是無以言表。“紅安——龍崗”，剎那間，猶如一道彩虹閃現在天空，讓千里以外的他鄉紅安與自己的家鄉龍崗聯系起來，兩個紅色老區由此而緊緊地握手、擁抱！

　　就是這張照片，填補了安徽省天長市八分校紀念館新四軍二師政委鄭位三館藏照片之空白；就是這張照片，帶我們走進鄭位三在龍崗的生活。

　　鄭位三（1902—1975），湖北黃安（今紅安）人，家開中藥鋪。他的名字緣由一段故事：他16歲那年夏天，從黃安步行到離家300多華里的武昌城，投考湖北省甲種工業學校(今武漢科技大學前身)，風餐露宿走了5天。功夫不負有心人，因發榜時名列第三，故將原名鄭植槐改為 “位三”。

　　由于長期艱苦的戰斗生活和緊張工作，鄭位三身體日漸衰弱多病。1942年初，組織上決定讓他到龍崗休養。一是龍崗環境安定，二是抗大八分校在此辦學，在養病休閑時可以幫助指導一些工作。他被安排在南街中段“張家小店”后面的張寬培家，張家坐西面東一溜三間房，房間有玻璃窗戶，高大敞亮，適合他養病，閑暇寫調查報告與講課提綱。此處，離抗大八分校政治部不遠，到那里研究工作很方便，也就兩三分鐘時間，過一條街面就到其后門。開始，人們以為他是一般干部，后來，常見張云逸、羅炳輝等人到他住處談工作，才知道他是一位“大干部”。

　　1942年夏，也就是鄭位三在龍崗期間，經組織介紹、安排，新四軍總部衛生隊蒲云同志來到天長龍崗與鄭位三結婚。蒲云參加過紅軍長征。當時鄭位三已40歲，蒲云25歲。鄭位三在家鄉曾經有一段婚姻。妻子叫曹茂云，為躲避國民黨兵的追殺，在一個山洞中凍餓而死。而今，面對著新婚的妻子，他向蒲云講述了自己的過去。蒲云理解地說：“在革命的歷程中，有這樣苦難經歷的人太多了。今天你能坦誠地告訴我這些，我感到很高興。組織上也給我作了交待，要我今后主要負責照顧你的生活。”

　　鄭位三說：“蒲云啊，從今往后我們就是一家人了。作為丈夫，我應該關心你，愛護你，但作為黨的干部，我要向你提出3個要求，你必須遵守！這也算是我對你的約法三章吧。”蒲云微微地點了點頭，認真聽著丈夫的約法三章：“第一，公家給我發東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沒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組織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領導，同事或下級找我談工作，你不要在場，更不要干預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義向公家多要東西。”

　　此后幾十年間，他們夫妻一直堅守著這三條原則。

　　在嚴以修身方面，老一輩革命家不忘初心，信仰至上的傳統值得我們繼承。俗話說：“家有賢妻，勝過國有良相”“妻賢夫禍少”。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培育好家教、好家風，我們黨員干部應該帶頭示范，這也是對國家和社會的一種貢獻。

　　抗大八分校剛到龍崗，800多學員，急需操練場地，地主家少爺戴之炎主動獻出良田100多畝作場地使用（至今，人們還習慣稱那片地為“操場田”）。鄉農抗理事會組織了40位農民，20條耕牛拖著石磙，花了三天時間把場地整理出來。八分校學員們激動不已。在一次群眾大會上，鄭位三親自把一塊由他題寫的“民為邦本”四個大字的牌匾贈送到鄉農抗理事會會長陳善洪手中，以此表達對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同時，他在會上對“民為邦本” 的含義作了透徹的解釋。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了人民就有了一切，離開人民就失去一切。”人民是立邦之本，是力量的源泉，是勝利的保證。他還用生動貼切的比喻說：“群眾好比母親，小孩沒有母親就沒有奶吃。我們的黨和軍隊沒有群眾，就不能生存。”

　　因為他懂些醫道，所以他經常到鎮上“萬春堂”“保健堂”“廣生堂”“謝博記”等中藥鋪去坐坐談談，以便了解一些風土人情。一次，他發現“謝博記”制藥房醒目處掛著一張“制藥雖無人見，良心只有天知”的祖訓，通過與藥師交談，得知此店是前清老店，幾代人都是憑天理良心經營藥店而贏得八方民眾的信賴。事后，他有所悟，小鎮歷史上出過狀元和眾多的進士、秀才，就是因為受這里“傳統、本分”文化熏陶的結果。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于是，他在多種場合盛贊此處人心向善、民風淳樸，從而影響著抗大學員的健康成長。

　　在龍崗養病一年多，夫妻二人與房東相處親如一家，其勤儉節約、廉潔自律的故事給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據鄭位三警衛員邱長文回憶，當時，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位老”，不是他年齡大，而是他威望高、資歷深、學養豐厚。抗大教員經常到校部“俱樂部”聽他作專題報告，他說話慢但邏輯性強，是一位軍事理論家。他曾被選為中共第七、第八屆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第二至第四屆常委。遺憾的是1948年起因身體原因退出軍界，不再擔任具體工作，建國后無職級無軍銜，卻被特批享受行政三級待遇（副國級）。1975年7月27日，鄭位三病逝于北京。鄧小平為他主持追悼會，李先念致悼詞。

　　（龔井源 張勤培口述 王保松整理）